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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疫灾

来源:新浪博客 编辑人:文文 发布时间:2022-01-04 浏览量:

     关于这样大面积流行疾病,在人类应是极为常见的情形,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大致就有七百频次左右的记录,最常说的便是“瘟疫”二字。民间还有俗语说,“三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就是说瘟疫的多发与多见的意思。对于疾病的称呼,则有十来种之多,疠疾、疠气、时疫、五疠等等,当然最常见的还是“瘟疫”一说,而“时行”亦为一种说法,本文所用的标题,即为此说,较为少见,平时亦多不为媒介所提及,我的本意并非要标新立异,只是想着不蹭一种热度而已。

      这些时日居家无事,我心头总会想起曹丕《与吴质书》中的话,这篇文字早年是烂熟于心的,有着深刻的印象。“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他是说建安二十二年(217)发生的那场瘟疫,和他与弟弟曹植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实际上还有王粲,都是在这一年所发的瘟疫中去世了,甚有心地寥落之痛,所以于次年写书与吴质,陈述自己悲伤的心情。实际上不只是他们这些人中因瘟疫死去了好几位,普通老百姓更是情状凄惨,曹植有一篇《说疫气》的短章,便说到当时的情况,“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一般穷困的人家,就只好全家坐等死光光了。事实上,不只在汉代,在封建社会大多数瘟疫发生的时期,因为生活与医疗条件的限制,情况都是如此的惨烈,因而正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所说的那样,瘟疫成为社会人口消减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史书上七百次左右有关瘟疫的记录,其实就是千亿万生民死亡的悼书。

       但并不是说,人类面对病毒的侵扰,就只是坐以待毙,几千年的文明史,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亦总结出了许多与瘟疫斗争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生命的无谓的牺牲。很多医学著述中都不乏一些医治的良方,有些亦颇有趣,如《素问》、《肘后备急方》、《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中所记录的一些方法,药浴法、粉身法、服药法、精神调摄法等,大多都很为管用,直至现在临床应用亦较为广泛。葛洪倡导的悬挂佩戴法,就是用绛囊、绢帛、红布等包裹药物,悬挂于门户、床帐之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之上,以预防疫病,现在仍然留有深深的印记,端午一般人家门户前悬挂艾草,小孩佩戴香囊,大致都有着这样防疫的意味。明代万表在《万氏济世良方》中还绍介有一种取嚏法,说倘若到过有疫病的人家的话,出来不妨“以纸捻探鼻,深入令嚏出之为佳”,以纸捻撩骚鼻孔,打喷嚏让病毒喷吐出来。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还记录有一种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就是用狂犬的脑子涂抹在人体被狂犬咬伤的部位,便能预防狂犬病,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记录。

       不过,面对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仅仅使用一些医疗手法是远远不够的,物理隔离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在秦朝时,朝廷便设有疠迁所,专门收治麻风病人。倘若有人发现自己身边有麻风病患者,便须迅速报告官方,官府将病人抓捕后经专家会诊,确诊后即送往疠迁所隔离治疗,以防止其在人群中传染蔓延。西汉王莽时期,长安城中还专门建有一条街坊,用以收治灾民中的传染病患者,隔离医治,防止他们流入社会大规模传染。苏轼执守杭州城时,正好遭遇瘟疫大流行,便迅速建起一座病房,取名“安乐坊”,利用三年时间,医治过上千名患者。这些,应该看作是现代“火神山”、“雷神山”的滥觞了罢。

       古人对于瘟疫流行时序,还有一种说法,“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完于春分,灭于清明。”这大概是对于瘟疫以及节气之间契合程度的规律性总结,倘若以西安疫情为例,两次大规模疫情防控在时间节点上还是比较相契的,也许是值得观察与研判其中的奥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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