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逃离北上广”一词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引发不小的讨论。在《南方周末》的一期“逃离北上广”专题中，文章作者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十年过去了，人们仍旧怀疑城市生活，却再难相信诗与远方。面对离开或是留下的选择，有些年轻人的负担似乎更重了。而另一些年轻人则更为主动地选择离开。他们的目的地不尽相同，呈现的状态也参差不齐。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要探讨近段时间涌现的“返乡”热。在此，“返乡”并非是狭义地回到故乡或是回到乡村。我们暂且借用“逆城市化”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及郊区乡村”的迁徙行为。

文章先从最近一起“低欲望乡村生活实验”聊起，还原与剖析当下关于离开城市、回归乡村生活的种种争论。接着，我们将回溯“逃离北上广”的源头，对比这两波“返乡”潮的相似与差异。最后，我们回到问题本身，理解“返乡”背后更为根本性的精神诉求。

撰文 | 青青子

01

“返乡”争议：

谁拥有对乡村生活的解释权？

我们不妨先从前段时间的一场争议说起。早前6月，一篇名为《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这是对现代奴役的无声抗争》的文章在豆瓣广为流传。豆瓣用户@夏冰雹在文章里分享了自己如何下定决心辞掉大城市的白领工作，回到浙江西部，过上闲云野鹤、内心充盈的山野生活。在回到乡村之前，“夏冰雹”和大部分城市中产青年一样，“挤在小小的出租屋”“工资的60%都上交给房东”，每天还得“像个机器一样打卡”，耗在琐碎的流程与机械化的重复工作之中，时不时担心自己“迟早成为报废的螺丝钉”。

“夏冰雹”关于都市职场生活的声声泣诉无疑戳中了许多网友的痛，但她的“低欲望”乡村生活经历却引发不小的争议。该篇文章发出后不久，另一位豆瓣用户@X316写下文章《“低欲望美好乡村生活”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美吗？——从民宿到茶园，我来讲讲自己的真实乡村生活体验+回归乡村的可操作性评估》，质疑夏冰雹所谓回到乡村才能低欲望生活的做法是城市中产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乡村生活远非她笔下那般恬静美好。她的低欲望生活无非是“赚着城里工作的钱，在乡下度假”。

电影《小森林》剧照。

一来一回的争论牵扯许多维度，焦点还是在于城市生活不好，回到乡村是否可行的老问题。在《澎湃思想市场》刊发的《“低欲望乡村生活”争议：都市青年的困境，乡村不是“解药”》一文中，作者曾于里认为，这场争论整体上并没有逃离“诗化乡村”与“残酷底层”的二元想象框架，两者的直接分歧在于乡村解释权的争夺。

城市中产对乡村的二元想象这一话题并不新鲜。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狂飙突进的这些年，乡村早就不只是“诗与远方”的乡愁化身，更被收割为新生代网红符号。以近期风头无两的阿那亚为例，这个曾经濒临破产的文旅地产项目，凭借依海而建的地理优势，摇身成为万千文艺青年的度假胜地。根据“燃财经”的文章报道，每年有近40万人来阿那亚打卡，社区服务商业运营获得高达5亿元营业额，人均消费达到1250元。而在今年端午期间，阿那亚的住宿价格一度上涨到一晚7000元的天价。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浪漫化乡村的批判又倾向于放大乡村社会落后、残酷与暴力的一面。这也导致乡村社会被进一步本质化与神秘化。这在曾经的爆款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中可见一斑。

某种意义上，上述两种有关乡村生活的叙事正是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罗雅琳曾在《上升的大地》做过系统论述。她将近年来各类返乡叙事总结为“乡愁”与“乡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梁鸿、黄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乡日记”。它们聚焦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事浮沉，哀悼物是人非，同时愤恨现代性暴力对乡村的摧毁性影响。另一种则是以各类“防亲戚”“春节回家自救”为代表的“乡怨”模式。它们所表达的是年轻人在接受现代生活的价值观之后，不得不面对来自乡土社会的故有沉积。

彩虹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视频截图。

围绕当下关于年轻人离开城市、回归乡村的探讨，往往也被上述批判话语所主导：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折射了城市中产阶层的自我意淫，遮蔽了农村社会的残酷现实……但事实是，不同人的经历各不相同，普遍性的批判话语并不能概括真实的状况。

02

两波浪潮：

从逃离北上广，到无尽的奥德赛

当代年轻人对离开城市、回归乡村的渴望，不只是近来才有。早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入选当年的“十大房地产热词”。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第一轮城市化浪潮，一线城市的房价物价节节攀升。不少在一线打拼的年轻人（当时也被称为“蚁族”）第一次动了离开的念头。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北京市当年房价同比增长42%。一份金融机构出具的《2003-2011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走势》报告给了我们更为精确的对比数据：2003年，北京楼市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为4456元/平米，到了2011年，北京楼市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是21929元/平米。

电视剧《蜗居》（2009）剧照。

面对买房无望的现实，“选择留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咸鱼”成为当年横亘在许多年轻人心中的疑问与抉择。社交媒体上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城床vs小城房”的激辩。两方的论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没什么新鲜，前者强调城市生活的开放、多元以及相对公平的机会通道，后者直指“城市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竞争激烈等。

随着媒体对这批年轻人的追踪报道，人们逐渐发现，逃，是逃不回去的。城市文明的洗练，洗去的不仅是乡音，更是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城市生活虽有千般不好，但故乡封闭的熟人社会更是一片狭窄水域，是一张不再融得进去的人情网络。

在《南方周末》发布的“逃离北上广”专题中，文章作者这样写道：“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

随后几年，“逃离北上广”的声音逐渐被“逃回北上广”所取代。其间的代表性文章包括何三畏的《北京，难以离开》以及《南方人物周刊》上刊登的《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后者讲述了几位从大城市回到故乡的年轻人，最终发现自己成了故乡的“异乡人”：一位曾在上海从事IT工作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躺进“体制”，发现安稳生活的背面是“人脉与后台”；另一位回到家乡开起网店的年轻人虽然摆脱了“关系”的依赖，却仍然受困于故乡匮乏的文化生活与有限的消费选择。

如今回过头看，当时这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窘，是在城乡不断迁徙中，既无法在大城市里安身立命，又无法落脚故乡的飘零状态。这也是生长于城市化浪潮的一代所注定要面对的命运。

十年过去了，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了几乎每一寸的土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了60%。乡村社会在其间几经浮沉辗转。随着人口不断外流到城市，乡村从曾经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为不少学者口中的半熟人社会。这也意味着人情面子、血亲情谊的交往规则发生了松动。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在地区之间又是极为不平衡的。长三角地区普遍现代化程度高，而原本占据竞争优势的传统工业城市（例如东三省）却逐渐失语，人口流失的现象日益严重。

电影《钢的琴》剧照。

与此同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返乡潮呈现出更为流动和多元的样态。与十年前普遍返回到故乡的做法不同，这一回，年轻人的返乡选择开始更为多样，甚至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乡镇，而是包括一些欠发达地区。

我们由此看到了两种类型的“返乡”：一类是以“隐居吧”为代表的普通年轻人，他们大都出身寒微，怀揣城市梦，辗转多份工作（或者打过许多份工）后，选择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买/租一套廉价房蜗居，过着闭门不出的蛰居式生活。前不久，“先生制造”的一篇《失落的年轻人：请向我推荐一个地方隐居》文章就报道了“隐居吧”中一位名叫杨明威的隐居故事。杨明威出生于江西上饶，隐居之前，他曾在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漂泊打工，做过保安、建筑工、装修工、淘宝客服、游戏代练。十年的城漂生活所换来的是一小笔积蓄和惨淡的未来。去年冬天，他来到河南鹤壁，以三万七千元的价格买到了当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自此过上了一周只出一次门的隐居生活。

另一类是以“夏冰雹”为代表的城市中产青年，他们普遍拥有高等学历，也曾在一线城市有着一份不错的白领工作，他们的离开更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目的地也多为浙江、云南等相对发达开放的村镇地区。对于这些人来说，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并非因为过不下去，而是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的选择。

只是，无论是哪种，与十年前相比，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抉择依旧是艰难的。这种难，在于无论去到哪里，好摆脱的是外在的物质环境，难摆脱的是一整套与“效率”“成功”有关的社会价值系统与缺位的社会保障网络。于是，哪怕夏冰雹跑到了浙江的乡野，她的生活依旧不是真正的低欲望。在山水草木之间，她的中产梦显得醒目而刺眼。而杨明威跑到了河南鹤壁，却终究在一场罕见水灾过后发现，这里也并非超然世外。

03

“返乡”，何以可能？

自古至今，做一个幸福的人似乎都与归田园居有关。古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自在，今有被挪用为营销话术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撇开当下关于“返乡”叙事的种种争议与现实窘境，我们看到更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像前文“夏冰雹”这样主动选择离开城市，重新寻找栖息地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而类似杨明威这样的蛰居现象，也引发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学界就此提出过“逆城市化”的概念。“逆城市化”当然是一个舶来品。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波恩提出。他认为，“逆城市化”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

电影《美国甜心》剧照。

学者张慧在《中产阶层逆城市化的移民现象——以大理为例》的论文中爬梳了“逆城市化”概念的历史脉络。她指出，“逆城市化”首先出现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上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0%，大城市人口开始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逐渐流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小城镇。

她在书中以大理新移民为研究对象，探究大理“逆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她首先肯定了这种逆城市化生活方式作为解决“城市病”的有效性，同时她也承认当下“未饱先变”的逆城市化发展会给当地居民与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后者也是城市中产下乡长期遭受的诟病之一。

张慧未曾提及的，或许是“返乡”渴望背后更为复杂的精神诉求：它不仅关于人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不满，或是一种普遍性的失落，它更是关于在一个不允许失败的环境里，一部人年轻人试图寻找一个出路、一份可能。

只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返乡”的可能与否，并不取决于你身处哪里，更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跳出现有的价值体系，重新探索与创造一种也许会失败的生活。在此意义上，“返乡”寻求的更是一种精神性的突围。如果一百年前娜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出走”，出走之后该怎么办或许是横亘在每一个“返乡”人面前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