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九月，我揣着黎辛先生和他夫人黄老师郑重写就的推荐信，踏进了鲁迅文学院的门槛。秋阳穿过疏朗的梧桐叶，洒在灰砖小径上，空气里浮动着一种沉静而庄重的气息，那是属于文学的微尘。秦晴老师那双慧眼，竟把文学班班长的担子交给了我，这沉甸甸的信任，让我第一次在文学的殿堂里，感到了某种近乎神圣的归属。 那时的文坛，尚存着一种深入生活的朴素热忱。不久，雷抒雁副院长，那位目光如炬的诗人，亲自召见了我。他声音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使命：“你和影视班的王效平，去陕西，到钛加工厂去，扎下去！” 于是，我与王效平便一头扎进了那片被金属意志浇铸的土地。厂房巨大如洪荒巨兽的腹腔，空气里永远悬浮着细微的钛尘，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冷光，沾在衣领袖口，洗也洗不尽。震耳欲聋的轧机轰鸣是永不疲倦的背景音，工人们脸上深刻的纹路与沾满油污却异常明亮的眼睛，成了我们笔下最真实的图腾。整整一个月，汗水与机器的轰鸣一同蒸腾，最终凝结成那部滚烫的长篇报告文学——《为了中国的钛城》。那机器的轰鸣，至今仍在我血脉深处隐隐震动。
回到学院斗室，另一座高山横亘眼前——那便是我的长篇小说《天地人心》初稿。幸而有何振邦老师。他端坐灯下，镜片后的目光锐利而温厚，逐字逐句推敲，红笔的批注细密如梅枝，有时几乎覆满纸页。深夜窗棂透出的灯光下，是他不厌其烦地指点，将混沌的矿脉耐心剥离、淬炼。稿子改定，何老师并未止步，他亲自提笔修书，郑重推荐给他当年的学生——群众出版社的负责人。那信笺的分量，是师者托举的手掌，至今想起指尖仍有暖意。
也是在那段纯粹燃烧的岁月里，我得以结识《人民文学》的韩作荣先生与编辑商震。韩先生面容清癯，话语不多，却自有一股沉静的力量。当我和冯卿娃合作的《磊裕烽火》最终定稿时，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这部心血之作，将占据《人民文学》1998年第5期的整本篇幅！拿到那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崭新刊物，厚重得几乎压手。韩作荣先生特意找到我，他的声音里有种少见的激动：“祝贺你！破了个纪录啊。用一整本刊物发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这在《人民文学》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他的手掌有力地落在我肩上，那温度与话语一同烙进记忆深处。 如今翻阅那本已然泛黄的《人民文学》第五期，指尖抚过纸页上那些依然鲜活的铅字，耳畔仿佛又响起钛厂轧机的轰鸣，眼前重现何老师灯下批注的红痕。它不只是一份荣耀的证明，更是一枚琥珀，封存了那个年代文坛特有的纯粹与厚情：师长的无私托举，编辑的慧眼识珠，以及一群人对文学近乎朝圣般的赤诚。那本厚重的刊物静静地立在我的书架上，它无声诉说的，是梦想被点燃又被郑重托起的模样。那段在鲁迅文学院的日子，是生命中最炽热的光源，至今温暖着我前行的每一寸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