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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汝州人民犯下的暴行

来源:未知 编辑人:文文 发布时间:2021-09-06 浏览量:

日军对汝州人民犯下的暴行

原创 席宝山 
整理  李翔宇

我叫席宝山,男,1934年出生,汝州市城区人。我把1944年前后日军侵占汝州时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希望我们的后代要永远铭记历史教训,奋发图强,把我们的祖国及家乡建设的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一、历经日军空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大举进犯中原。1938年6月,河南省会开封陷落,日军更加快了向西侵犯的步伐。那时,我还年幼,脑海里还没有战争的概念。不过,我经常在街上看到东部沦陷区的百姓,挑担、推车、携儿带女通过汝州城向西部逃难的凄惨场面。

从1941年起,汝州就成了抗战的前沿。日军飞机已经开始在汝州城上空盘旋、侦查。当时,有不少儿童和年轻人没有见过飞机。他们每遇飞机来临,都好奇地去追着看。这种现象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政府为避免民众的伤亡,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儿童躲避飞机,一方面建立防空警报制度,把县城东大街的钟楼当作报警点,利用钟声向人们传递警讯。后来,因为钟楼的钟声不能覆盖县城西部区域,又在十字街口南边大桐树上架了一个用绳子拉动的“摆钟”。政府为了让民众了解警报的信号,除了在各路口和人员密集地方张贴告示外,还通过保甲长逐户作口语演示。那时的警报分为三种:“当、当、当”有节奏的钟声为“一般警报”,它是告知民众日军飞机将要来临,提醒大家做好躲避的准备:“当当当”节奏紧迫的钟声为“紧急警报”,它是告诉民众日军飞机已经飞临上空,要求大家立即躲避;“当—当—当”节奏缓慢的钟声为“解除警报”,它是告知民众敌机已经离去,要求大家从躲避处走出,恢复正常生活。后来,因为敌机频繁入侵,时间难以掌握,人们开始打破警报的类别,只要听到钟声就立刻躲避。

我第一次遭遇空袭时才7岁。一天早上吃过早饭不久,我听到西边老二门街口传出一阵唢呐声,便好奇地跑了过去,看到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挤满了整条街道。他们手持五彩缤纷的“纸扎”(祭品),正在等候起殡。于是,我就爬到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看热闹。我刚爬上一个树杈,脚还没有站稳,钟楼上就响起了紧急警报声。接着,几架敌机便从街道上空掠过,然后又返回,开始向人群俯冲扫射。由于街道狭窄,人员疏散困难,加上每个人逃跑的方向不同,街上的人群像潮涌一样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他们互相拥挤,来回涌动,久久不能离开。我在的那棵树下,也是人头攒动,急得我上不去又下不来。这时,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叫喊着我周围的人,让他们赶快把我从树上拉下,可在那样的生死关头有谁敢于冒此风险呢!无奈,我只好蹬着树旁的墙体慢慢地往下爬。当我爬到距地面约一米高时,敌机又一阵扫射,击断了树上一根直径约两厘米的树杆,正巧砸在我的右肩上,树枝划破了我的面部。这时,我隔壁一个叫赵五的人(我称他五哥)拨开人群疾步到我身边,他抓住我的上衣,把我从树上拉下,并将我按倒在墙根处。我刚趴倒地下,敌机又一阵扫射,子弹打在树根旁边,距我不到1米远。地面上飞起的碎石和尘土,洒满了我的头部和身上。飞机走后,有人看到我面部正在流血,以为我已经受伤,便把我拉了起来。当他们看到我的面部只有树枝的擦伤,并无大碍,才放心地走开。这时,街上的人员已经疏散,地面上到处都是被踩掉的鞋袜。后来听说,这次空袭竟造成20多个平民伤亡,从事发地到南城墙根儿,到处都有死伤者的血迹。这一事件对我童年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它让我亲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后来,每当我忆起此事,心中不由得产生后怕。如果不是赵五在一刹那间把我从树上拉下,也许我就死于非命。

有一年的正月初五(俗称“破五”)上午11点多钟,我母亲刚把“破五”的饺子下进锅里,就响起了紧急警报声。我们全家不顾一切地往外跑。当时,街道两旁大部分是老弱病残者,因为他们出行不便,又担心被炸死在家里无人施救,所以,都站在门外的大树旁,或蹲在墙根处,试图避难。凡是能走动的人,都和我们一样向城外逃跑。这些人在逃难中都是一声不作,低着头,弯着腰,沿着街道的房檐,身体紧贴着墙壁,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我们刚跑到城外,还未找到藏身地方,就听到从县城传出的几阵爆炸声,随之一股股浓浓的尘土和硝烟在空中飘浮。敌机走后,人们在回归的途中,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一边走,一边看着硝烟腾起的地方,预测着是否伤及自己的家园。有的甚至走在半途就跪地叩头祝愿,祈祷着“上天保佑”,千万别伤及自己的家园。

当我们走进县城离家不远时,看到玉带街路南黄小五家的后院被炸了一个大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回到家里后,发现院里地面上全是散落的瓦片。我家的土楼也被炸弹震裂了三道缝隙,房顶被机枪打穿后留下很多窟窿,透过外面的阳光,看到屋内的尘埃还没有完全落地。我母亲面对这一惨状,不禁失声痛哭。就在这时,我七伯母慌慌张张地从前院走来,对我母亲说:“赶快去救火呀!”大家来不及问明情况,就随她一同走去。原来是我家对门罗金宝家的房屋被炸后正在起火燃烧。我们到后,看到罗金宝的父母精神已经崩溃。他们两人只是木呆呆地站在旁,看着熊熊大火,泪流满面却无任何表情。街坊群众虽然积极扑救,却因水源太远己无济于事。人们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的房屋化为灰烬。罗家的大火正在燃烧,西边又传来噩耗,一个姓史的修表师傅,已经被炸死在院内的地洞旁边,家内一片哭声,惨状目不忍睹。我们虽然回到了被尘土覆盖的家里,可心里的恐惧依然无法消除。下午临近五点,我家老少还没有吃上一点食物,早已经饥肠辘辘。这时,我母亲想起了出逃时下在锅里的饺子,她连忙到厨房揭开锅盖,一看,饺子闷在锅里已经成了一堆炭状物,煤灶也被锅里淤出的水湮灭了,房里还在散发着刺鼻的异味。

1943年农历二月,大(旱)灾刚过,我家已经数日断粮。一天早上,我母亲从鸡窝里逮出一只鸡子,要我拿集上去换粮食。那时,赶集的人比往常少了很多,我掂着鸡子等了好久,无人问津。卖不出鸡子,也就无法买粮食。后来,我就索性回家了。刚一到家,就响起了警报声。我们全家还未吃早饭就一齐出逃。当我们行至城北高庄村时,发现两架敌机正由东向西飞来。我们都迅速躲进村外的一个小庙里。小庙只有20多平方米,人们称它“牛王庙”。当时,里面已经挤满了躲难的民众。他们有的正在神像前叩首祈祷,盼望保佑平安,有的蹲在地上打哆嗦。这时,城北公路上有一辆汽车也由东向西行驶,只见敌机突然俯冲,随着一阵枪声,汽车缓慢地停了下来。人们都用惊恐的目光看着那辆汽车,纷纷猜测着:是汽车被打坏了?还是司机被打死了?飞机走后,很多人都跑去围着汽车看究竟。当时,有两个身着军服的人正在路旁小沟里坐着哭泣。他们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担心人们哄抢车上的物品,便立刻起身向大家拱手求情,并说:“我们是到洛阳运送军需品的,请老少爷们千万不要拿走车上的东西!”说完,他们又指着汽车的蒸汽水箱说:“这里被打坏了!车已经不能使用,求你们给当地政府报个信儿吧!”那时,灾荒连连,百姓的衣物极其匮乏,但是,说到抗战物资却无一人敢于哄拿,并且争相看守。一个约50岁的老人对他们说:“你放心,我陪你看守货物。”然后又转身对我父亲说:“你家距离政府近,就受个劳吧!”我父亲回家后立即向政府通报了这一情况。据说,县政府立即派人接收了那批货物。

与这次空袭相隔时间不长,日军又轰炸了一支农民运粮队伍。那是县政府接上级命令,组织的200多辆运送军粮的牛车。车队行至西关漫水桥附近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人们到现场围观时,发现地面上躺满了死伤的农民和牲畜,有的身上还流淌着鲜血,大量的粮食散落地上,与血液凝在一起形成块状,场面极其惨烈。这次事件后,仅仅数日之隔,日军飞机又投弹炸塌了张家祠堂南边的一个地洞,竟致17位普通百姓被活活地闷死在地洞内。

1944年春,我在汝州国民第一小学上学。一天上午,老师正在课堂讲课,钟楼上响起了紧急警报声。学生大乱,师生们顾不得相互照顾,一起往外跑。我跑到西城墙上一个窑洞里。我刚一走进窑洞,就被眼前的景况吓懵了。那是一具女尸,头发蓬乱地遮盖着面部,肠子被狗拉到了腹腔外,地面上全是凝结的血痕,身旁还放着一个破碗和一个破竹篮,看起来像是一个乞讨者。当时,我“哇!”的一声,觉得头发要竖起来那样,吓得急忙向外跑。我跑出洞口,就看到敌机正侧身低空盘旋,好像要寻找袭击目标。无奈之下,我强打精神又回到洞里。可我既不敢往里边走,也不敢往里边看,心跳急促,满身冷汗。飞机走后,当我走出窑洞时,那种惊吓的心理还未消除,觉得两腿酸软,走路也不能自控。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每到夜晚都会做出这种梦魇,甚至发出狂叫才能醒来。

那时,敌机的骚扰不仅给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也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严重创伤。人们经常处在惊恐的状态中,好像谁都难以预料在何时、何地遇到何种灾难。这种惶恐不安的心理,又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有的人为了躲避空袭,无奈地离开县城,迁居农村,或寄宿于亲戚、朋友家里。商店已经不能正常营业,该进的货物不敢外出采购,由于商品紧缺,物价天天暴涨。家长也不敢让子女上学,学校慑于学生的安全责任,有意放松管理,失学者与日俱增。城市里依靠肩挑、叫卖、摆地摊、拉“脚驴”、搞“行商”的平民,基本上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朝不保夕。然而,这种状况又给那些泼皮无赖的亡命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专门乘百姓躲避空袭时潜入民宅实施盗窃,人们不仅要提防敌机的空袭,还要谨防盗贼行窃,弄得苦不堪言。

二、汝州沦陷前后

1944年初,日军已经逼近汝州。县城到处可见外地逃难的民众,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钞票都变成了废纸,彻底失去了交换的功能。商店在交易中只接收铜圆和银圆,而拒收纸币。军队官兵和政府公务人员,虽然每月都照发薪水,也只是当作劳动回馈的一种象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民众惶恐不安,军队人心涣散,为官不理民事,社会矛盾激增。尽管县政府每天都派人敲着锣沿街叫喊:“县长命令,各种法币一律实行,胆敢违抗者按军军法执行!”可是,人们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由于粮食紧缺,饥民日渐增多,街道上所有卖食品的商贩都不敢公开销售,“抓馍贼”到处可见。人们在街上吃东西时稍有不慎,就会被“抓馍贼”抢走,如果你想再夺回来,他会在食品上吐些唾液让你无法食用。抢劫、盗窃已经由夜间的秘密行动转为白日公开袭击。学校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停课,而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学生走进校园几乎看不到教师的身影,只有摇铃的“学夫”还在坚守岗位。他明知道已经停课,仍然毫无意义地按时用铃声召唤大家上课、下课。国民党驻守县城的官兵,不时地走入民宅拿着军用物品去换取便服,以备逃亡。人们站在四个城门旁边,会看到城里的居民一批接着一批走出县城,逃往乡间躲避战争。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汝州形势已经“吃紧”。

我家是5月4日清晨逃离县城的。那天早上县城的行人已经少得稀疏可数,街道两旁的商店紧闭门窗,集市空无一人,往日把守城门的国军官兵也不知去向,与往常的情景形成极大反差。我们走出县城后,只见连片的麦田,却看不到一个人在田间劳作。那种空旷而寂静的环境,实在让人觉得恐怖。当我们走到城东“五里堡”北边时,竟然发现几个军人躲在战壕沟里脱下军服换便装,地上放着几支步枪和几条子弹袋,看模样是准备化装逃亡的。我们又往前走,发现麦地里一片片倒伏的麦秆上到处都是扔下的军衣和武器,有机枪、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等等。在程胡同村西边的地埂上,我还看到一根皮带,上面塞满了子弹,还系着一支“左轮”手枪,那是军官配置的武器。我好奇地把它拿起来想当玩具,被我哥哥夺去又扔回原地。

这天上午,我们一路惊慌,最终到了段村我姨母家。段村往南呈斜坡状,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南部广大区域。晚上八、九点钟,人们和往常一样坐在村头议论形势。突然间有人发现纸坊街南边的公路上一道道闪亮的灯光,伴着巨大的轰鸣声由东向西行驶。第二天就传来消息:日军占领了县城,街上停满了坦克车。

半个多月后又传出消息:县城成立了“维持会”,街上到处张贴布告,规劝“良民回家”,还给留守县城的百姓发放了“良民证”。我们受宣传的影响回到了县城。那时,各个城门都建有岗楼,城门中间架着铁丝网,百姓出入城门时除了要接受日军的搜身检查,还要查验“良民证”,否则不予放行。我家入城时不但遇到了麻烦而且又引发一场灾难。因为我们没有“良民证”而被拒之城外。后来,类似我们情况的人越聚越多。到临近中午时,一个翻译官才引领一个身着便装的当地人,来到等候入城的人群中逐个询问姓名和住址,并登记入册才准予入城。

那时,凡是进出城门的百姓,都必须向日本卫兵鞠躬行礼,否则不得进出。我九叔进城时由于精神过度紧张而忽略了这一“规矩”。他刚刚走过铁丝网,一个日军士兵就气急败坏地从岗楼上跳下来,拔出刺刀,平放在他的头上来回磨蹭,并抓住他的头发(当时他还留着头发辫儿)猛拽了几下。我九叔吓得当即瘫倒在地。他本来有精神疾病,遭此恐吓后更为严重,整天自言自语,不与任何人说话,每当看到身穿军装的人就到处躲藏,夜晚睡觉时不断发出尖叫,直至含恨离世。

我们回到家里后,院里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家养的猪、鸡已经丢失,各个房门都被撬坏,屋里的物品除了家具之外已被劫掠一空。据群众说,这都是“吃二馍”的人干的。这些人专门在日军扫荡后窃取剩余财物。面对如此凄惨的景况,我们实在无奈,也只能强忍着暂时栖下身来。

农历十月,天气逐渐变冷,家里没有一套棉被,全家七口人,只盖几条被盗贼抛弃的旧褥子睡觉,生活依然没有着落。就在我们苦于生计之际,日军为了扩大兵营,又要强占我家宅院。一天上午,我们刚吃过早饭,一个“维持会”的人员领着一个日军翻译官到我家,通知我们于晚饭前搬迁到我家对门的两间房里。那是一套只有30多平方米的厦房,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生活用具。我们只能采取厨房与住室合用的办法,搭地铺住下。入冬后,屋里冷似冰窖,冻得全家彻夜难眠。当时,煤矿停办,燃煤奇缺,做饭只能靠拣柴维持,夜间无法取暖。为了防寒,我母亲借鉴别人做法,让我到原来的煤场上去扫煤灰,到家后再用水把煤灰和锯末调和成块,晾干后填入炉灶当作燃料,以此取暖。不料,因为房子矮小,通风困难,锯末燃烧后产生的烟雾不能排出,呛得人们更加无法入睡。这年冬天,我们全家都患上了气管疾病,整天像感冒似的流泪、咽痛、咳嗽,全身不适。

就在我们尚无法安居之际,一天深夜,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群日军士兵带着军犬闯进了我家。他们踹掉房门,门板砸倒炉灶,灶台上满锅的热水四处流淌。我们都吓得战战兢兢地坐在地铺上,还没有说上一句话,一个身着便装的人就向日军挥手,他们又慌忙从我家出去,到我同院刻字师傅吴凤鸣家里,把吴凤鸣从床上拉起,不知带往何处。我们虽然看不到当时的情景,却听到了吴家老少的一片哭声。这一夜我们两家都没有合上一眼。天将亮时,听到院里一阵脚步声,人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母亲偷偷开门到了吴家,看见吴先生满身是血在地下躺着,一家人正围在他的身边痛哭。天亮后,县城一片哗然,这时,人们才知道吴凤鸣是昨晚日军在“北大操场”刺杀的7人中其中的1人。吴先生原籍郏县,早年家贫,靠刻字工艺到汝州谋生。他无房无地,生活清贫,性情和善,为人忠厚。我们是多年的邻居,相处甚好。吴先生受伤后,家人发现他还有生还可能,就与我母亲一起,偷偷去找当时唯一的西医外科医生李升平救治。这个被称“小李先儿”的医生是个基督教徒,他甘愿承担风险,积极救人。从此,他每天夜里都悄悄地到吴凤鸣家里治疗。经过一段抢救,吴先生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从此,他隐居家中,始终不敢对外声张,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敢露面。后来才弄清,日军杀害吴凤鸣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给八路军抗日先遣支队刻过印章,涉嫌“私通八路”。

那时,汝州、登封和禹县的结合部都驻有皮定均和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对日军构成了极大威胁。日本人为了除掉这支队伍,曾不断对他们袭击。之后,日本的特务机关“仁义社”就到处搜集八路军的情报。吴凤鸣就是因进入“仁义社”的视线招来横祸的。

三、日军攻陷中山寨

日军占领汝州前,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所丢弃的武器,大部分都散落到了民间,之后,又纷纷落入地方强者手中。他们聚集人马,自称“游击队”,称霸一方。当时,拥有百条以上枪支而又闻名全县的地方武装多达20余股。这些武装势力除了扰民之外,也对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日军占领汝州后,正是慑于这股势力而不敢跨越县城走进农村。日本人为了维护其占领秩序,除了成立日伪县政府(县长赵相臣,县城人)还组建了各种情报机构,其中由日军直接控制的“仁义社”就是专门收集八路军和各路地方武装情报的单位。

1944年秋季的一天,“仁义社”发现焦村、纸坊一带的几个地方武装头目在温香溪澡堂(原址在钟楼市场西边出口处)洗澡,遂派武装便衣封锁了澡堂前门。武装头目及其随行人员事前已有防备,他们在洗澡时采取轮换办法,以防不测。当第一批人员进入浴池后,在外边的人员就发现了异常。他们预测可能出事,就一边向浴池发出紧急召唤,一边拔枪准备自卫。当浴池内的人刚一走出浴池,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仁义社”的特工就闯进了澡堂院内。当时,澡堂的所有顾客都被这一突然的变故吓得惊魂落魄。地方武装头目看事不好,匆忙打开后门快速越墙逃跑。他们刚爬上墙头,“仁义社”的特工就开枪射击。他们无奈跳进了苗圃(澡堂后边有一个大苗圃)。那时,我和几个同龄儿童正在苗圃的树上逮知了,看到下面的枪战,都吓得浑身哆嗦。幸亏双方对峙时间不长,后因“仁义社”人力不足,地方武装强势退出苗圃,一边用枪还击,一边撤退,然后翻越城墙,逃离了县城。

据说,那些武装头目逃跑后试图集中人员以中山寨为据点对“仁义社”实施报复。而“仁义社”获此情报后立即向日军报告,不久,日军便出动兵力开始攻打中山寨。

一天上午8点多钟,我提着篮子准备到街上卖烟,刚一走出大门,就有两个日军士兵吓唬我不许再动。我看到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正从兵营(原女子师范学校)中走出,在街道中间整队。几分钟后,三辆坦克从西边过来,并随着日军向东走去。中午时分便从县城东部传来了轰鸣的枪炮声。傍晚时,人们传出消息:日军攻克了中山寨,并用坦克摧毁了寨墙周围的碉楼。因为寨内百姓防备及时,大部分人都提前藏匿地道,除部分房屋被烧毁外人员伤亡不多。另外听说,在这次战斗中日军采用“速战速撤的战法,”虽然攻克了中山寨,但不敢在寨内停留,从开战到结束只用半天时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害怕地方武装纠集更大力量进行反扑。

四、被日军枪击的孩童

日军占领汝州后,由于欧洲战局的变化,加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经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驻扎在我家的日军也都撤出,我们又重新搬回了老宅。那时,我家的房子被日军破坏得千疮百孔,每间房屋的墙壁都挖了窟窿,室内空荡荡一无所有。院子里到处都布满了垃圾,有破旧手电筒、床板、废弃的子弹盒、过期的铁皮罐头,还有大量医用的纱布、药棉、医疗用具以及破衣服等污秽物品。

我家的生活本来窘困,面对如此状况,要在现有基础上打造一个能够维持生计的环境实在不易。于是,我父母决定先整理出两间房子栖下身来,然后再设法逐步恢复重建。为了维持暂时的生活,我哥哥到一家商店打工,我继续沿街叫卖,我姐姐在家里“缠帽花”到集市售卖。

有一天,我在城隍庙卖烟,刚到那里,就听到外面几声枪响。人们都停下来四面张望。后来,有人说是日军在文庙(日军司令部)西侧操场里打靶的,人们的心才平静下来。然而,我却好奇地跑了过去,想去看看热闹。因为操场是一个大坑,四周围墙较高,看不到里面的动作,于是,我就到北边的一棵树旁,把卖烟的篮子放在地下,爬到了树上。我刚爬上树干,正要抓住树杈向上攀登时,一个比我年龄稍大的男孩子把我从树上拉下,摔在了地上。他迅速爬了上去。当时,我感到额部有些疼痛,用手一摸,发现已经磕出了血,我气愤地又去拽他。他怕我把他拽下来,便慌忙往上爬。就在这时,日军把他当作靶子,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当即从树上掉下,砸到了我的身上。那时,我已经被吓呆了。那个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的血还在流着。我摸着自己头上的血,心里还想,这是在做梦还是和他一样被枪击中了?当我反应过来后,就慌忙提起篮子往家里跑。到家后,我母亲发现了我头部和身上的血迹,便开始追问。我讲了事件的经过,竟引起全家的愤怒,轮番地殴打我。

五、日军在汝州最后的枪声

1945年秋,汝州城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往日在街头巡逻的日军士兵已经不见踪影,四个城门的哨兵和铁丝网也全部撤掉,仅剩的少数日军都龟缩在日军司令部院内不敢随意出入,号称“中央储备银行”的日币退出了流通领域,铜币和银圆又恢复了交易的功能,县城里不时可见身着便装的持枪者。普通百姓对这种突然发生的变故尚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只是议论和猜测。

不久,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日军司令部大门西侧(原黉学口影壁墙东边)日军的碉堡里,竟然搞起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最初只有少数儿童和老人参与,后来不分老少都可进行。我曾用40个鸡蛋换取了一条军用毛毯。一个50多岁的男子用二斤猪肉换了一件草绿色毛料上衣(军服)。

一天下午,我提着卖烟的篮子又经过那里时,一个日军士兵从碉堡的射击孔里向我招手喊话:“大麻苟的有?(音)”我知道他是要买香烟的。我递给他一包十支装的蕊刀牌香烟,他摆了摆手,又伸出手捣了捣五个手指,意思是要五包。我又给他取了四包。这时,他转身指着碉堡里摆放的物品,有翻毛皮鞋、铝皮行军水壶、黄色轻薄风衣、绿布胶底鞋、吃饭用的饭盒等等,问我要哪些。我本想要一件风衣,又想起邵二套正是穿着军衣抢盐才被打死的,就没有敢要。后来,他给我两个铝质饭盒、一个水壶和一双胶底鞋。回到家里后,我母亲担心招惹是非,说什么都不许我把这些东西放在家里,无奈,我只好拿到集市卖掉。不久,日军投降的消息在民间传开。但是,仍有一些人半信半疑。他们质疑:既然日军投降,为什么他们的司令部还驻有军人?也有人说:如果不是投降,为什么日伪县政府会解散?土匪怎么敢于进城?就在人们纷纷质疑时,日军和汝州地方武装在县城爆发了激烈的巷战。

一天上午,临近中午时,我到十字街口西边杂货店打醋,行至十字街口时,看到街上站满了身着便装的持抢人员。他们正在催促街上的小贩、行人和商店紧急躲避。一个三十来岁的持枪者看到我后厉声厉色地向我挥手喊话:“回去!”吓得我转身就跑。我刚到家,还未喘过气来,街上的枪声像炸豆一样骤然响起,一直持续两个小时才慢慢停下。第二天,县城一片哗然,人们都在传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原来是匪首谭子步得到日军投降的消息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便在国民党恢复政权后捞得政治资本,抢先到县城逼日军缴械,因遭日军拒绝而爆发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双方有无伤亡,人们不得而知,只是看到街道两旁的墙壁上留下了累累弹痕。不久,日军投降的消息就被证实。驻扎在司令部的日军,不知何时已经偷偷溜走。抗战的胜利让百姓走出阴霾,看到了久违的曙光。

(席宝山,男,汉族,1934年生,汝州市区人,中共党员。1951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临汝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洛阳行政公署司法处副处长兼政法干校校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洛阳分院检察长、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1990年11月,在省第五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本文根据席宝山同志的谈话,由李翔宇同志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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