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毕飞宇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我对毕飞宇小说的喜爱，一如既往，从未改变。 就所谓名气而言，毕飞宇绝对没有莫言、贾平凹、余华、王安忆、格非、刘震云、刘亮程们大，但名气算个屁！作家扬名立万，被读者真正记住的，从来都是他们的作品，而绝非狗屁一样的名气。 在唐代，也曾像今天的文坛一样，常常以名气论人，像杜甫这样一生颠沛流离，没有靠山，不愿投机钻营，拉帮结伙的大诗人，即便诗歌写得再好，也照样无人问津。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是唐代和后世公认的唐诗选本。但殷璠在推举唐代著名诗人时，从来就不拿正眼看杜甫，把杜甫撂到一边，杜甫的诗，他一首都不选。就像陈晓明、孟繁华等学院派批评家，总是抬举贾平凹这种浪得虚名的作家一样，殷璠抬举的许多诗人，都是红极一时，名不副实，过眼烟云一样的诗人。比如陶翰、王季发、崔国辅、贺兰进明、崔署、卢象、阎防、李嶷。一千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些诗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写过什么诗？ 从古到今，文坛都是一个×样，没有进入这个圈，要想成名就比登天还难。杜甫在世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看得上他的诗歌，也很少有人知道杜甫，哪怕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的一生，始终都是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四处漂泊，无固定工作，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更没有稳定的收入，常常靠朋友们的接济。杜甫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吃不完的中草药，忧不完的百姓疾苦。杜甫去世后，他的家人甚至无力安葬杜甫，只得将其灵柩草草掩埋在客死的岳州。四十三年后，杜甫早已被文坛遗忘，他的孙子杜嗣业，从岳州带着杜甫的遗骨和诗稿，来到偃师杜甫的先祖墓前。在将杜甫的遗骨安葬之前，杜嗣业找到大名鼎鼎的元稹，恳请元稹为杜甫撰写墓志铭。在仔细阅读杜甫的诗稿之后，元稹激情难耐，惊为天人，并称杜甫是自有诗歌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从此，杜甫这个光芒万丈的名字，便再也无法掩盖。 与杜甫相比，毕飞宇是非常幸运的，他不仅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而且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得了也就得了，毕飞宇的名字，却始终仅仅局限在小小的文学圈，从来不像莫言、贾平凹、余华、王安忆、格非、刘震云、刘亮程这些明星作家，频频出镜，风光无限。他们中，除了余华至今未获“茅奖”，个个都是文学大奖的红利获得者。 “茅奖”对作家们的煽动力和诱惑力，从来都不可小觑，貌似清高的余华，骨子里依然对“茅奖”心心念念，垂涎三尺。如果是王朔，他或许会非常硬气地说：“送给老子都不要！”就像萨特拒绝“诺奖”，不要就不要！ “茅奖”堪称是一个非常奇葩，非常吊诡的文学大奖。许多获奖作品，都以平庸，甚至非常垃圾著称。余华在文坛游走多年，不可能不知道“茅奖”的根底和游戏规则。正因如此，他才敢将平庸的《文城》拿去参评。殊不知，那些比余华写得更“菜”的小说都获了奖，而余华偏偏连“前十”都没能进入。真不知是余华讽刺了“茅奖”，还是“茅奖”讽刺了余华。自以为聪明的余华，以为自己看懂了“茅奖”，却根本就不知道，“茅奖”是谁都无法看透的。 “茅奖”有时候是“文学老人奖”和“写作资历奖”，有时候又是“写作新人奖”和“文学对抗赛”。余华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其参赛作品，说好不好，说不好却比历届许多获奖作品好。“茅奖”的评选标准，真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总是让人，甚至余华这样的文学老同志都捉摸不定。余华真的会认为，刘亮程的《本巴》这种移花接木、变相抄袭、枯燥乏味、故作高深的小说，都比他的《文城》该得“茅奖”吗？想来绝对不会，除非余华甘愿自取其辱。 在我看来，无论是莫言们获得“茅奖”的作品，还是余华的《文城》，都没有毕飞宇的《推拿》写得好，尽管这不是毕飞宇最好的小说。 莫言们的获奖小说，几乎都有明显的毛病，甚至无可救药的致命伤，根本就无法与《推拿》相比。 莫言的《蛙》，题材虽然大胆、特别，但写作却非常草率，结构粗疏，到处都是“穿帮”，“抗日神剧”一样的情节。我甚至怀疑，《蛙》中姑姑与飞行员男朋友的故事，就是从毕飞宇的《玉米》中，玉米的飞行员男朋友突然变心这个故事移花接木的。 贾平凹的《秦腔》，写作重复、语言琐碎、鸡毛蒜皮、观念陈旧，满纸都是屎尿屁和多如牛毛的黄段子，乃至荒唐透顶的性描写。其作品一成不变的，就是乡村的原始、衰落和贫穷落后。读来令人昏昏欲睡，云里雾里，根本找不着北。 王安忆的《长恨歌》，做作矫情、思维混乱、七颠八倒、前后龃龉。五花八门的语病和故弄玄虚的炫技，就像王安忆小说的精神胎记。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移花接木、装腔作势、结构非常混乱。其对知识的炫耀和卖弄，与李洱的《应物兄》堪称伯仲。尤其令人错愕的是，在《江南三部曲》的字里行间，始终充斥着一种极端腐朽的，大肆糟蹋女性的堕落观。令人匪夷所思的猥亵文字，堪称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 如果说贾平凹是当代文坛最会表演的作家，刘震云就是当代作家中最会耍嘴皮子的脱口秀演员。无论是刘震云的小说，还是短视频，让人看到的，都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在耍嘴皮子。《一句顶一万句》一开篇，就是一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似的绕口令，明明就是在故意挠人胳肢窝。刘震云小说的“特色”，就是笑死人不偿命。难怪脱口秀大佬李诞都崇拜有加地坦言，最爱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并邀请刘震云现场表演。这样的小说，可说是脱口秀演员的教科书，但绝不是真正的好小说 刘亮程堪称当代小说家中最懂“嫁接”技术的农艺学家。其小说《本巴》，完全就是在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公开打劫。在刘亮程看来，写小说纯粹就是搞“嫁接”，谁能嫁接“成功”，并且不被发现，谁就是文坛高人。 毕飞宇的《推拿》，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盲人世界。就像毕飞宇所说：“《推拿》最让我满意的有一点，书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有光明，也有黑暗，有干净，也有肮脏，但是，作为弱势，他们没有一个人有下跪的冲动，这让我很舒畅。”毕飞宇写这部书，用了十四个月，但却有一半时间耗在了结尾上，因为他渴望《推拿》能有一个温度更高的结尾。《推拿》始终充满着人性关怀和纯棉般的温暖，总是那样感人肺腑，令人过目难忘。在《推拿》中，所有的光明都来自内心，所有的温暖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与莫言四十几天就匆匆炮制出一部长篇小说，贾平凹长年不断的重复书写相比，毕飞宇对文学的敬畏，尤其令人敬佩。毕飞宇的文学天赋之高，并不在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这些当红作家之下。只要读过他的《小说课》，就能清楚地看到，毕飞宇与莫言们之间的距离，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好的小说语言有时候和语言的修辞无关，它就是大白话。好的小说语言就这样：有它，你不一定觉得它有多美妙，没有它，天立即塌下来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 在我看来，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 语言是想象力的出发点，语言也是想象力的目的地。 小说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它反而是不抒情的，有时候甚至相反，控制感情。面对情感，小说不宜“抒发”，只宜“传递。小说家只是“懂得”，然后让读者“懂得”，这个“懂”是关键。 我经常和人聊小说，有人说，写小说要天然，不要用太多的心思，否则就有人为的痕迹了。我从来都不相信这样的鬼话。 小说也是有裁判的，这个裁判就是美学标准。 我们常说文学是有分类的：一种叫纯文学，一种叫通俗文学。这里的差异固然可以通过题材去区分，但是最大的区分还是小说的语言。 我要说，简洁是短篇小说的灵魂，也是短篇小说的秘密。 在虚拟的世界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 长篇小说其实是毕飞宇的弱项，毕飞宇的强项是中短篇。我至今还记得，当初阅读《青衣》时那种久违的快感和震撼。时代抛弃任何人，连招呼都不打。这样的失落感和命运难测，我们曾在老舍的《断魂枪》里读到过，在《青衣》中，曾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筱燕秋，却遭遇到了无法改变的严峻现实，戏剧表演再也不受人们欢迎，学习演戏的年轻人从此三心二意，别有他图，另谋高就了： 筱燕秋在戏校呆了二十年了，教了那么多学生，细细排下来，却没有一个能唱出来的。大红大紫就不说了，显一下山露一下水的都没有过。这样的局面给筱燕秋带来了十分强烈的失败感。筱燕秋对自己是彻底死了心，然而，毕竟又没有死透。一个人可以有多种痛，最大的痛叫做不甘。筱燕秋不甘。三十岁生日那一天筱燕秋就知道自己死了，十年里头筱燕秋每天都站在镜子面前，亲眼目睹着自己一天天老下去，亲眼目睹着著名的“嫦娥”一天一天地死去。她无能为力。焦虑的过程加速了这种死亡。用手拽都拽不住，用指甲抠都抠不住。说到底时光对女人太残酷，对女人心太硬，手太狠。 这个如此美丽，如此要强，貌若天仙，令多少男人梦寐以求，却始终得不到的女人，没有戏可演，身材日渐臃肿，而又减肥无效，最终不得不向无比残酷的现实低下高傲的头颅，但即便她低下了不甘屈服的头颅，命运却丝毫没有可怜她，挽救她。当我读到筱燕秋在那位暴发户老板的面前脱光身子，那位曾经一直觊觎她美貌的老板，早已对她松弛的皮肤和老去的身体再也不感兴趣时，我的心里翻江倒海，泪水几乎就要冲出眼眶。这样的震撼，在我多年的阅读生涯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从此，筱燕秋就一直活在我的心中，让我无比同情，总是想念。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阿Q、孔乙己和闰土一样，筱燕秋成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形象。 与莫言、贾平凹、余华们喜欢讲一些怪力乱神、稀奇古怪的故事，并且总是以屎尿屁、性和暴力这种“老三件”，博人眼球的写作完全不同，毕飞宇虽然来自农村，但他笔下的农村从来就没有那些脏兮兮，污人眼球的恶心描写。更没有他们笔下屡屡出现的性暴力。 低档的作家都喜欢一味地讲故事，就像莫言宣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装×的作家都喜欢玩弄技巧，故作高深，比如马原、格非。毕飞宇深谙技巧，却从不玩弄技巧。他的小说从来都是力透纸背地描写人物的命运，揭示出时代风云之下的世道人心和人性之善与美，丑与恶。就像广为传颂 的《玉米》。在毕飞宇的笔下，玉米的命运其实就是中国乡村政治的缩影，一次形象化的书写和深刻揭示。与贾平凹这种缺乏思考，也不会思考的明星作家相比，毕飞宇和贾平凹的写作水平泾渭分明，高下立判。 毕飞宇从来不像贾平凹那样，总是宣称自己的写作雄心，到处炒作，召开作品研讨会、新书发布会，以集体起哄来招徕读者。也不需要陈晓明、孟繁华等文学水军们来抬轿。而完全是通过小说的巨大艺术魅力来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哺乳期的女人》，按许多照本宣科、胶柱鼓瑟的文学批评家的理解和划分，完全就是一篇“打工小说”。同样描写的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毕飞宇并非像许多打工小说那样，专注于他们身体的痛苦，把小说仅仅当成是苦难叙事。毕飞宇描写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乡村世界。农村人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孩子却只能留在家里，没人照顾，老人没人赡养。可怜的留守儿童旺旺，没事的时候，就坐在自家门槛上看行人。无聊了，坐久了，就掏自己的小鸡鸡玩。一天，慧嫂在给孩子喂奶时，不绝如缕的奶香，深深地吸引住了旺旺，趁慧嫂不备，旺旺突然“拨开婴孩的手，埋下脑袋对准慧嫂就是一口。”这一口对于慧嫂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幼小孩子对母亲的顾盼和对奶香的本能性吮吸，但在断桥镇这样观念陈旧的乡村，却成了伤风败俗，大逆不道的丑闻，甚至犯罪行为，旺旺从此就病了。 旺旺的爷爷对他加强了防范：“然而慧嫂知道旺旺躲在门缝的背后看自己喂奶，他的眼睛总是在某一个圆洞或木板的缝隙里忧伤地闪烁。旺爷不让旺旺和慧嫂有任何靠近，这让慧嫂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旺旺因此而越发鬼祟，越发像幽灵一样无声荡漾了。” 尽管慈母般的慧嫂愿意将自己的奶让旺旺吮吸，但小小年纪的旺旺，简直快要成神经病了，他既非常想吸慧嫂香气浓郁的奶，又不敢上前去吸。于是，小说出现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 慧嫂说：“傻孩子，弟弟吃不完的。” 旺旺流出泪，他的泪在阳光底下发出六角形的光芒，有一种烁人的模样。旺旺盯住慧嫂的乳房拖了哭腔说：“我不。不是我妈妈！”旺旺丢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回头就跑掉了。慧嫂拽下上衣，跟出去，大声喊：“旺旺，旺旺……”旺旺逃回家，反闩上门。整个过程在幽静的正午显得惊天动地。慧嫂的声音几乎成了哭腔。她的手拍在门上，失声喊道：“旺旺！” 旺旺的家里没有声音。过了一刻旺爷的鼾声终止了。响起了急促的下楼声。再过了一会，屋里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是一把尺子抽在肉上的闷响，慧嫂站在原处，伤心地喊：“旺爷，旺爷！” 又围过来许多人。人们看见慧嫂拍门的样子就知道，旺旺这小东西又“出事”了。有人沉重地说：“这小东西，好不了啦。” 我常常惊叹，毕飞宇总是有一双与众多当红作家完全不同的慧眼。他的小说，既是我们观察生活的透视镜，又是我们理解人性的一种特殊通道。如此深刻地反映世道人心，解剖人性，具有深刻思想性、绝妙艺术性的小说，在当代作家中，确实非常罕见。
